10月23日，第136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第二期線下展在廣州開幕。截至10月19日，第136屆廣交會第一期共有來自全球211個國家和地區的超13萬名境外采購商線下參會，比上屆增長4.6%。

今年的廣交會上，有一排展位不同尋常，里面的參展企業不是來賣貨，而是來“掃貨”的——他們是境外大型采購商，如家樂福、樂扣樂扣、歐尚、美國中央采購等，他們來到廣交會，通常要做的是選品、收集意向供應商和產品清單。會后通過一系列洽談和評估，再把合適的廠商加入供應商體系里。

廣交會期間，記者走進這些采購商的展位時，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因為工作人員全都出去逛展選品了，買手一天下來收到的產品目錄冊能達上百份。偶爾也有參展企業主動過來，在前臺留下宣傳冊和聯系方式，主要是想拓展客戶、進入采購商的供應鏈體系。

這次來廣交會的采購商，大多和廣交會有著多年交情，也有著多年的跨國采購經驗，他們見證著中國廠商的變化，從借鑒模仿到創新研發，從經營代工小廠到建立自主品牌，他們也親歷著全球供應鏈的再分工，但仍堅信中國制造的相對優勢依然沒有消失。

代工廠為自己正名

當消費者點開某個知名品牌的網店選購時，可能不一定會意識到自己看的某產品來自四川的A工廠，另一產品又來自福建的B工廠，這些工廠都不屬于品牌企業的自有工廠，而是外界俗稱的“代工廠”，它們通常接到品牌商的生產委托后就按客戶需求來設計和生產產品，出廠時再貼上采購商的商標，由品牌方來銷售。

周淇是一家歐洲家居建材零售商的高管，主要負責亞洲區的采購，這次來廣交會就是尋找潛在代工廠。“我們公司上一次在廣交會設展位是2001年，今年是第二次，雖然中間隔了二十多年，但我們幾乎沒有缺席過廣交會，采購團隊基本每年都來，所以對這里的供應商情況已經很熟悉。”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今年他們決定在廣交會設固定展位，也是希望向外界推廣企業形象，多吸引一些新的供應商或品類，豐富已有的產品業務。

就在周淇向記者講解的間隙，一位工具設備企業的工作人員帶著產品冊和樣品過來拜訪，打完招呼后又匆匆離開。周淇順勢談及，他和這家企業已經是老熟人，多年前該蘇州企業給一家世界500強工業設備品牌做生產代工，這幾年已經慢慢建立了自有品牌，還把產品賣向了北美，自有品牌現在全球都有了一定影響力。

在周淇的講述中，這家代工廠的故事頗具逆襲色彩，但透過他近三十年的采購經歷和觀察來看，中國的制造廠商有著明顯的躍升軌跡，“代工等于低端”的想法已經落后。

首先最明顯的感受是廠商規模普遍壯大了很多。“2000年初，我們找代工廠都不會找大廠，因為大廠普遍定價高，我們采購后再做貼牌就沒有多少利潤可圖了，當時找的小廠，平均年營收幾千萬元人民幣左右。到現在，年收入在幾億美金的代工廠遍地都是。”周淇說道。

其次則是制造能力的升級。周淇回憶起不久前帶歐洲高層調研中國工廠的細節，那是一家潛在供應商，公司高層此行是去考察的，但他只是走到工廠門口就當場拍板道“工廠里面不用看了，單在外面看廠房外觀、產線排布，就知道這個工廠很規范”。

周淇表示，整體而言，中國推進工業4.0的速度確實非常快，歐美不少工廠還在用老設備，但國內工廠已經更新換代。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國制造有很強的降本優勢，相同型號的設備國內價格可能只要歐美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所以國內廠商上自動化設備的投入相對不高。

除了生產制造端，代工廠產品力的升級，也令不少境外采購商感受頗深。

林琰在一家土耳其小家電品牌從事采購業務，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公司九成的產品都在土耳其國內采購，即使中國供應商的比重不大，但他近兩年在廣交會逛展，看到國內廠商在產品外觀、功能上的創新設計，都會給他們帶來很大啟發。現在他們對接中國代工廠，給出的建議更多是根據土耳其消費者使用習慣制定的定制化需求，在產品設計上國內廠商反而更有創造力，“我們品牌商和代工廠之間已經不是單純提要求，而是雙向互動的關系”。

印尼長友集團中國采購中心的工作人員李瑞珍也有類似感受。“長友主要在印尼做家具、電器、五金類的零售，大部分產品其實都是從中國采購再運輸到東南亞。參加這一屆廣交會，明顯感受到比去年多了很多新品，這幾天收到的目錄冊和自我推薦的工廠非常多，我們買手挑中的產品也很多，后續落實采購的訂單應該會有不少。其實疫情之后一個強烈的感受是，中國供應商的提升能力非常強，開發新品的速度也很快，也讓我們的產品能快速迭代、跟上市場潮流。”李瑞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以前的代工還真是一切都要按照別人說的做，現在的代工很多情況下是中國企業主導的，國外企業貼牌而已，”周淇直言，“代工”背后的內涵變了，雖然名字還是一樣。

中國制造相對優勢顯著

近年來，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再分工的趨勢受到關注。這次廣交會上受訪的幾位采購商也承認，考慮到關稅壁壘、供應鏈穩定等因素，疫情后選擇供應商時會考慮多元化布局。但在交流過程中，他們也提供了更多細節。

林琰告訴記者，由于馬來西亞和土耳其之間有著關稅互惠的協定，所以近年公司在馬來西亞擴大采購范圍，但馬來西亞的工廠有不少局限性，首先復雜、高端的品類在當地無法生產，所以這類產品公司依然要從中國進口；其次，馬來西亞的供應鏈配套不甚完善，相當部分的零部件需要從中國采購再運往當地，當地工人的培訓、產線技術，一定程度上也依賴中國的輸出。林琰打比方道，這個過程有點像多年前中國的“來料加工”。而即使土耳其是公司大部分品類的生產基地，不少零部件也依然是從中國采購。

近年來，由于不時遭遇歐盟對某個品類突然加征關稅的“意外”，公司出于分散風險的考量，不得不擴大在東南亞、南亞的采購量，不過周淇也指出，其實這些新增的新興區域的采購工廠，大多是中國企業所有或者有一定比例的中資背景。

在周淇看來，出海對中國制造來說機遇大于風險。盡管赴海外建廠成本高、供應鏈不完善，但產能出海既能回避貿易壁壘、搶占更多國際市場份額，同時國外當地政府在土地、貸款、稅收等方面給出的優惠力度，也能覆蓋前期投入，“只有走出去才能成為國際企業，”周淇一再強調。

不過，在供應鏈多元化的潮流之下，印尼長友集團依然堅持大部分品類從中國采購和進口，問及為何不擔心運輸成本時，李瑞珍回應道，就近采購確實能節省交通成本，但任何國家都比不上中國的制造能力，印尼很多民眾都很喜歡中國產品的質量和性價比，所以仍然堅持跨境采購。

林琰這幾年經常會和中國供應商對接，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林琰偶爾會感受到對方的迷茫——在市場放緩、同行不斷比拼價格的時候，國內廠商該要如何找到突圍之路。在林琰看來，中國制造的相對優勢依然顯著，之前是質量和控本，現在可以加上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