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去往一處縣城，你將失去無數美好的時光。如果你不去往縣城的巷子，你將會與那些流年間的故事錯過。如果你不去往縣城的鄉間，你將無法尋找那些曾經的記憶，又或者，你無法在行走中的夢里，找到靈魂的歸途——題記

在鶴峰有幾位深耕于縣域文化的老先生，一輩子都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埋頭于田野調查和基礎研究，為鶴峰的地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所知道的就有龔光美和向宏理兩位。龔老在以前去鶴峰開會時有過數次謀面，但向老卻只知其名，未曾結識。

此次做茶葉資料的收集工作，鶴峰茶和萬里茶道的資料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訪茶六千里》的文章中就說到鶴峰茶填補了恩施州域明清兩代的空白，同時也是當時全國影響很大的茶區，還是萬里茶道的起點之一。而要尋到這些資料，就必須得找到向老先生。

滿山紅公園，鶴峰縣博物館，停好車順著斜坡走上去，大門口就堆滿了很多文物，而走進大門又是亭下的兩塊碑刻，這些都是研究容美土司的重要遺存，因為時間有限，就沒有去仔細觀摩。隨后跟著少華兄進了一棟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式樓房，上到三層，在中間位置就找到了向老的辦公室。

這位已年屆耄耋的老人，依然遵循著上班制度，安靜地在辦公桌前做著手里的工作，見我們進去，招呼坐下后，又忙著給我安排茶水。身形瘦小、神色斂跡、言語簡練，一看就有著縣城老學究的典型特點。而舉手投足之間，又帶著儒雅與謙恭，更能體現老知識分子的氣度與從容。

我道明來意，向老也未藏私，就將萬里茶道的一些情況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因有成熟的資料，所說也更為簡略，得到館長的支持后，就委托工作人員將萬里茶道的研究成果《萬里茶道鶴峰段遺址遺存》一書贈予了我，并約定次日一起去南村參觀“宜紅之源”博物館。但不料想第二天要因他要到縣辦匯報萬里茶道鶴峰段申遺的相關工作，就未能成行。

第二天上午，少華兄就單獨陪我前去南村，向老已經委托好人為我們開館。其實上次訪茶路過鶴峰時，我和小桂子就曾到過這里，不過當時已是傍晚，未能進入館中，只在外面轉了一圈，看了看博物館的兩棟建筑，又看了后面的燕喜洞等茶道遺跡，就匆匆離開。心中本存遺憾，但沒有想到十日不到，我又來到了這里。

快到五里鄉的路旁，斜坡下去，一個寬大的廣場一側，有一座二層吊腳樓，很是古樸，剛把車停好，兩位駐村干部就前來為我們開門。一位是文化遺產局的小楊，一位是鶴峰工行的駐村干部老陶。兩位都非常熱情，尤其是老陶一路陪我們參觀，還時不時為我介紹這座館藏的內容和其中一些重要細節。

這座彰顯“宜紅”源頭文化的博物館館藏非常豐富，也頗具匠心，每個細節的設計都很精準，可見向老文物和博物的專業水平，同時很多我們平時容易忽略的內容在這個館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就如油茶湯等非遺文化，因為商標被咸豐注冊，很多人都習慣性認為其源地在咸豐，至少認為去咸豐才能找到相關痕跡，但沒想到這個館中卻有著豐富的展示。

再就是清代文人顧彩，在南村曾有十日的逗留，也寫下了很多精彩的詩篇，這一點在博物館也得到很好的體現。對于恩施州的茶文化，茶文學一直是弱項，而容美土司和顧彩留下的詩篇及文章也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填補了恩施茶文學在明清時代的空白，而這些內容能被安排在博物館的展覽內容中，讓我好生感動。

雖然一直在做茶學研究，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爬格子的人，恬不知恥的自稱作家，其實也沒做出什么樣的作品。或許是對文學有著某種自然而然的情感，看到茶文學在博物館中得以呈現，才會發自內心的感慨。

整個博物館內容太多，從“宜紅”起源到萬里茶道的展示，從容美土司南府的沙盤到茶文化場景的塑造，從曾經茶行的遺存到油茶湯等民俗展演的圖集，從各種茶器到制茶工具的陳列，還有《申報》等茶文獻資源的復制與研究成果的展覽，內容非常豐富也較為全面，不僅能夠讓人窺視到當年鶴峰茶文化之盛，更能較為系統的了解到“宜紅”的源起與發展脈絡。

因為信息量龐大，也就不詳細介紹。百聞不如一見，還是建議喜歡茶的朋友們都親臨現場去看看，一方面可以了解向老等人對此做出的努力與貢獻，另一方面還可以從這些館藏中感受到不一樣的鶴峰茶文化，更多的了解“宜紅”的歷史。而在此文中，我想重點討論一下“宜紅”的源起和時間節點。

當下對于“宜紅”的源起，有著三個方面的爭議，也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宜昌說、石門說和鶴峰說。就前幾年茶學界的“宜紅”起源研究，目前大多學者還是傾向于鶴峰說。

這一支工夫紅茶的起源，當然應該在鶴峰，這并不是情感問題，而是尊重歷史。我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應該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宜紅”的源起是以定名為準，還是以公共品類成立為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宜紅”產生的歷史背景究竟是怎樣，怎么才算是“宜紅”的產區形成。

尋找到問題的目的是便于論述，我們首先根據“宜紅”的創始人物來討論。首先爭議較大的是均大福，據1992年版《湖北省志·貿易》載:“1824年，廣州茶商鈞大富、林志誠、泰和合先后帶領制茶技工，來漁洋關傳授紅茶采制技術，設莊收購紅茶(俗稱工夫茶)，行銷英國、俄國”。而1994年版的《五峰縣志》載:“道光四年(1824)，廣州鈞大福、林子成等茶莊商人先后帶江西技工，來漁洋關傳授采制紅茶技術”。

這一說被曹緒勇等人否認，理由也很簡單，認為“此時因1610—1732年間誕生的小種紅茶，僅限生產于福建、江西兩省交界的武夷山茶區。我國1958年才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開始生產紅碎茶，《湖北省志》《五峰縣志》所記載的紅茶應均指工夫紅茶，而1824年工夫紅茶還未產生，自然也沒有江西的‘寧紅’，又哪來生產紅茶的‘江西技工’呢？所以，1824年鄂西武陵山茶區就有宜紅茶生產的觀點是不成立的”。

曹緒勇等人的這個說法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用紅碎茶的生產時間去證偽“寧紅”的時間，另外用“寧紅”的命名來確定九江修水等地的紅茶貿易。因為紅茶的起源地和貿易的開始并不能用當下的地域品牌和公共品類去反證，否則會出現很多的問題。如果曹緒勇等人的說法成立，那么就會將“宜紅”的源起論述帶入另一個誤區，因為“宜紅”作為公共品類的社會認定是在1933年前后才實現，此時的產區涉及到鄂西19個區域加上湖南等地，我們又如何去用這一說法去談“宜紅”源起呢？這無疑是支持宜昌說的另一種形式。而用公共品類來論證“宜紅”的起源，那么就得面對盧次倫或者說泰和合茶莊首先使用“宜紅”這一命名的事實，無疑又成為了石門說的支持者。

而對茶葉分類是1979年的事情，由安徽農大的陳椽教授提出，所以我們不能用當代茶葉分類學的觀點去印證歷史上紅茶的源起問題。地理標志產品或是地域公共品類的概念形成在國內更晚，地理標志產品是2007年2月1日才由國家商標總局對外公布，也不能就地理標志產品和地域公共品牌的概念來反證茶葉的源起和形成時間，否則很難說明問題，更容易讓人誤會。

就比如我們常常談到的蘄春松蘿茶，在唐宋就很有名，其實它在當時可能并不是茶葉，而是一種藥草，就如來鳳藤茶一樣。但后來這個名字被引用到安徽休寧，不僅成為了真正山茶科的茶，休寧松蘿茶還成為了歷史名茶，也是當下休寧的地理標志產品，你能說它就是起源于休寧，還是起源于蘄春？而就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涉及到紅茶的起源時間、制作技藝等問題，可能數萬字都未必能夠說清楚，不過在以前我有專文討論過，一篇是《紅茶到底起源于何時？》，一篇是《九江問茶》里的《千年江茶說寧紅》。當然我也不能說我寫的都是對的，只能作為參考，同時也是對一個話題的探討，不作定論。

所以就這個問題來看，我認為五峰的資料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思路，雖然他們的研究人員努力的想把當年的人物和制作地往宜昌拉，但恰好從邏輯上證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早在“宜紅”被命名以前，鶴峰就有紅茶生產，而這才是“宜紅”的起源。說這樣的話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在鴉片戰爭前，當時的廣東、江西商幫肯定已經從湖南先入境鶴峰，而宜昌口岸的開通，是因“馬嘉理事件”，清政府被迫簽訂《中英煙臺條約》后，也就是在1876年才開放宜昌口岸通商。所以“宜紅”北上，通過宜都口岸上船到漢口是1876年后的事，而早先紅茶的生產與貿易，應該是通過溇水到澧水，在洞庭湖轉大船而到漢口。

不過很多研究者也是利用了這一時間節點，認為“宜紅”的源起是1876年，但卻非要把“鴉片戰爭”和“馬嘉理事件”的兩個時間節點進行混淆，造成了敘述不明。持此說法的主要根據1885版的《鶴峰州志》，其載:“紅茶:邑自丙子年，廣商林子成來州，采辦紅茶。泰和合、謙慎安兩號，設莊本城、五里坪，辦運紅茶，載至漢口兌易，洋人稱為高品。州中瘠土，賴此為生計焉”。

如果持此觀點，我們且不說鴉片戰爭前，更不用說早在17世紀末，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對外貿易。而英國早在18世紀就已經進口中國的茶葉，并造就了“維多利亞下午茶”的英式茶文化。而在此前，茶葉早在16世紀就被傳教士帶回了歐洲，同時從國外記錄的資料看，16世紀末期已經有中國茶的對外輸出記錄，且首先進口中國茶葉的是荷蘭，其次是葡萄牙，再才是英國、法國。

通過國內外文獻的記載，對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的時間點，我進行過簡單的梳理:明朝萬歷二十四年，中國的茶葉被商船帶到了歐洲(這個問題只從貿易的角度，其實中國茶早在西漢時期就以番邦朝貢回禮的形式帶到了中亞，16世紀就被傳教士帶回了歐洲，并進行了傳播)，萬歷三十四年(1606)，荷蘭開始正式進口中國茶葉。清順治十五年(1658)，英國倫敦咖啡館開始售賣中國茶葉沖泡的茶品。清康熙三年(1664)，東印度公司從爪哇進口了100磅中國茶葉。

如果非要把宜昌口岸開放時間作為“宜紅”的源起時間節點，那上面的這些貿易時間點又如何說，難道非得是宜昌口岸通商后，鶴峰等地才有英屬廣商前來？這個說法很難服眾，至少從邏輯上說不通。而且這種研究方法帶有殖民語境，并不值得提倡。

當然還有鶴峰本地的高炳之說和石門的盧次倫說，這兩個說法都有問題，首先高炳之說明確了是容美貢茗，是否其從事過紅茶的生產與貿易很難說清楚，至少目前沒有文獻進行佐證，缺乏第二證據支撐。但我們也不能否定，如果高炳之本身就在從事工夫紅茶的制作和貿易呢？其次盧次倫說肯定要結合林子成來進行合并論述。而這方面文獻較多，因篇幅關系，也不再逐一引用，大家可以參考曹緒勇《再論宜紅茶的起源》等文章和《鶴峰州志》《宜昌府志》《湖北省志·貿易》《湖北茶葉貿易志》《宜紅茶選輯》等書籍里的條目進行綜合分析。

關于“宜紅”的源起，通過上面文獻，有四個時間節點:一是均大福、林子成的1824年的時間節點；一是林子成(泰和合)的1851～1874年的時間節點(胡清濂在《重修縣志四區采訪冊》中記載)；一是林子成(泰和合)的1876年時間節點(《鶴峰州志》等記載)；一是盧次倫的1888年(《盧次倫傳》等記載)時間節點。而就以上文獻和其他文獻作為參考，我談談自己的觀點:

其次就是均大福說雖然沒有依據，但根據其他文獻的記載，廣商進入武陵地區的時間并不晚，應該也在1842～1853年這個時間節點以前，所以林子成來鶴峰采制紅茶是在1851～1874年這個時間節點更為科學，也有證據支撐。而且在這一問題的討論中，我們還要明白的是，按照邏輯關系，作為廣商的林子成是先到鶴峰等地采制紅茶，然后才在鶴峰九臺山等地發現了銅礦，并進行開礦煉銅，而不是到鶴峰開辦銅礦后才采制紅茶。林子成開辦銅礦的時間是在1884年，而在這個時候，他才邀請從英國學習礦業的表親盧次倫前來協助他開辦銅礦，擔任的職務是司賬(會計或是財務主管)。從這一點看，石門的盧次倫說肯定是站不住腳的，雖然“宜紅”的命名可能是盧次倫所為，或者說盧次倫將“宜紅”作為泰和合經營茶品名稱是有可能的，但就因此而說“宜紅”的起源是因為盧次倫在石門采制紅茶，卻不能成立，也違背了事實。

再次就是從廣商進入路線看，肯定是從江西九江進入常德，然后沿澧水、溇水西進而到鶴峰，再才由鶴峰進入五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很多文獻都支持，從空間理論來看也符合當時的路徑規劃，這條通道也是當時廣商北上西進進行茶葉貿易的常規路線。所以就《鶴峰州志》的記載，我們應該看到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采制紅茶的概念，二是設莊作為常駐機構的概念。應該說首先進行采制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后才會考慮設置常駐機構，這個邏輯也很清晰，與《鶴峰州志》所載也相符合。這個問題我們要進行客觀對待，《鶴峰州志》所在時間，并非就是林子成第一次來鶴峰進行茶葉采制和貿易的時間，應該是林子成采辦紅茶并在州城和五里開辦茶莊的時間，這樣才符合當時的語境。

最后就是盧次倫在石門建廠的時間節點，是因為林子成開辦銅礦惹上官司后，不得不隱匿起來，盧次倫才從司賬走到了前臺，接手泰和合的生意，并最終成為了實際掌權人。正是受到礦業事件的影響，盧次倫才將泰和合的部分產業遷移到了湖南宜市。所以盧次倫并非與林子成同時間進入鶴峰采制紅茶，同時也不是泰和合的創始人，那么把盧次倫作為“宜紅”的創始人是值得商榷的，其所在的時間節點也不能作為“宜紅”的起源時間節點。

再就是我們從茶區知名度和茶葉品質來看，鶴峰在明清時期，尤其是在清代早中期，就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當時的湘潭茶主要就是來自鶴峰，也就是說湘潭茶的主要產地是在鶴峰。從《鶴峰州志》所載高炳之的條目我們也可以看到:“容美貢茗，遍地生植……現生產更饒，咸豐甲寅年，高炳之同眾公議，遂創首請示設棧，多方經營，由是遠客鱗集，城鄉悉食其利，而財源漸開矣。錄之以為興利者勸”。也就是在1854年后，鶴峰人高炳之開始采制茶葉，且不管是綠茶還是紅茶，至少前來與之貿易的“遠客”較多，這也證明了當時就有很多外地茶商前來鶴峰從事茶葉貿易活動，與胡清濂采訪手冊所記錄又形成時間節點的一致。同時這與顧彩在《容美紀游》中所載“諸山產茶，利最溥，統名峒茶，上品者每觔錢一貫，中品者楚省之所適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來往無虛日”相呼應，足以證明鶴峰在當時才是客商往來的茶源地。

綜上所述，我個人認為“宜紅”的源地是在鶴峰，而時間節點應該是在1851～1874年之間。如果不從“宜紅”命名的社會性或工夫紅茶的創制作為起始，那么有可能“宜紅”的起源還要早，但不會早于1842年。如果這一說法成立，那么林子成才是“宜紅”的創始人，盧次倫只是命名人，而張佐臣則是“宜紅”得以發展的關鍵人物。

但不能說在此之前鶴峰就沒有紅茶，或是說沒有從事紅茶的生產。因為當時的紅茶并沒有采用當下的茶葉分類學觀點，而就當時所謂的紅茶，有可能和現在市場上很多工夫紅茶一樣，并不一定進行了全發酵，只是因其茶湯紅艷而得名。

在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1955)里記載有兩段話:“在中國1700年以后迎合外國人喜好的紅茶和磚茶一起用于出口；17世紀福建省一帶出產半發酵的烏龍茶，實際上，據我聽說當時的烏龍茶和桐木關的劣質綠茶差不多”；“(紅茶年表)15世紀，福建開始飲用發酵茶。16世紀，葡萄牙傳教士記載中國茶為‘略苦，紅藥’”。

通過上面的文獻記載，和參考日本茶人磯淵猛《一杯紅茶的世界史》、英國作家羅伊·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等書，我甚至懷疑，紅茶品類的最初命名有可能來自歐洲的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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